創(chuàng)作《抗日兒童團歌》

創(chuàng)作《抗日兒童團歌》
于恒嘉

青年于恒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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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小說《苦菜花》里，收錄了一首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在膠東根據(jù)地廣為傳唱的《抗日兒童團歌》：

月兒彎彎，星光閃閃，我們都是兒童團。
站崗放哨，又當偵探，盤查行人捉漢奸。
鬼子來了，我們就跑，跑到八路去報告。
領著八路，拿著槍刀，打退鬼子把家鄉(xiāng)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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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這首歌曲填詞那年，我才13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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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的家在山東省文登縣大水泊鎮(zhèn)西南臺村，父親是一位私塾的“教書匠”，母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家婦女。
　　1937年7月，日寇發(fā)動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。當年12月，中共膠東特委在山東半島的天福山發(fā)動武裝起義，點燃了膠東半島的抗日烽火。天福山就在距離西南臺村十幾里路的地方，我的家鄉(xiāng)自然也就成了膠東地區(qū)最早的八路軍根據(jù)地。
　　從那時起，八路軍在我的家鄉(xiāng)開展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熱火朝天，抗日救亡的道理家喻戶曉，深入人心?！吧綎|自古出好漢”，挾齊魯雄風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大旗下，立刻匯聚了一批又一批忠肝義膽的膠東子弟?！爱敯寺罚蚬碜印?，在我的家鄉(xiāng)蔚然成風。
　　1938年2月，村里來了一隊八路，其中有兩位英姿颯爽的女八路，一位姓劉，另一位姓喬。她們的到來，立刻吸引了村里的女青年。年齡稍大的姐姐和她的同伴幾乎每天都要去找八路攀談，聆聽關于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。
　　四五天后，兩位女八路隨部隊開拔了，姐姐于宜嘉（參軍后改名于岐）、堂姐于福嘉，以及同村的于佩珍（后改名于淼）和于菊英（后改名王菊）也同時“失蹤”。
　　那天晚上，月兒彎彎，星光閃閃。
　　姐姐走前，送給我一張小手帕，再三叮囑：千萬不要泄密。
　　堂姐于福嘉走前，她母親正犯“心口痛”病，她留下了一封信，表示了“盡忠不能盡孝，盡孝不能盡忠”的遺憾，并立下了擲地有聲的鏗鏘誓言，“我們寧可死在抗日的戰(zhàn)場上，決不死在家里的炕頭上！”
　　堂姐于福嘉參軍后，改名于森。1942年擔任威海衛(wèi)婦救會會長時，因叛徒出賣，被日軍憲兵隊逮捕。日本憲兵隊長星野用刑七天七夜，她寧死不屈，在獄中英勇就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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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姐姐的不辭而別，急壞了母親。舊社會“好人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”。在最初一段時間，母親說什么也不相信姐姐當兵去了。她堅信，姐姐是因為晚飯時挨了父親的打，才離家出走或尋了短見。一連幾天，母親由我陪著，一家一家去詢問，一片一片樹林去查看，一邊尋找，一邊哭喊著姐姐的名字。一聲聲悲苦的呼喚，伴著一串串滾燙的淚珠。
　　由于整日漣漣淚水，綿綿不斷，母親的雙眼發(fā)炎了，腫得像兩個小饃饃，細細的兩條眼縫布滿了紅紅的血絲。農村無醫(yī)無藥，母親只好自己用小火罐把眼睛里的膿血拔出來。這本來是一種既不科學又十分危險的鄉(xiāng)下土方，卻收到了奇跡般的治療效果，母親的雙眼逐漸恢復了正常。
　　后來，姐姐的消息逐漸多了起來，母親的態(tài)度也悄悄地發(fā)生了變化。她不再為“女兒跟人家跑了”感到丟人、痛苦，相反，卻為女兒當八路、自己成“抗屬”而自豪。她不再催促父親去找姐姐，而是千方百計地托人給姐姐捎去衣物。八路軍來往過路，只要被村里安排到家里吃“派飯”，母親總是盡最大的努力給他們做好吃的，就像見到了遠方歸來的游子。
　　一年多后，母親的心平靜了，我的心卻懸了起來——我想學姐姐當八路，卻又怕惹母親傷心，欲言又止，左右為難。
　　見我心神不定，一天，母親關切地問道：“你這些日子怎么跟掉了魂似的？”
　　話匣子一打開，我便有了向母親袒露心扉的機會：“媽媽，我不想讀書了?！?br/>　　母親一下子怔住了。她知道我很喜歡讀書，學習成績也好，常常得到老師的夸獎。百般疑惑的母親急忙追問：“為什么不想讀書了？是不是你在學校里發(fā)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　　我念書的學校在大水泊鎮(zhèn)。當時，日軍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濟南、青島、煙臺等大中城市，縣城還暫時為國民黨所控制。我告訴母親：“我在學校沒發(fā)生什么事情，是我們的校長不好，他總說共產黨八路軍不抗日。這不是胡說八道嗎？！八路軍住在我們村里的時候，成立了自衛(wèi)團、青救會、婦救會、兒童團，辦了識字班，講了那么多抗日救國的道理。村里先后有30多人參加八路軍了。爸爸不是還告訴了我們，去年在雷神廟，八路軍用土槍打下了日軍的飛機嗎？”
　　母親似乎猜到了我心馳神往的方向：“你不上學干什么？”
　　“當八路，抗日救國！”我的回答雖然堅定，卻又于心不忍，我擔心母親再哭傷了雙眼。
　　果然，母親輕言細語的勸阻立刻隨著那憂慮的眼神傳遞了過來：“你還小?。　?br/>　　隨即，一串串滾燙的淚珠又跌落了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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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捅破了“要當八路”這層“窗戶紙”后，我索性據(jù)理力爭：“八路軍也有小兵。去年冬天住在我們村里的八路軍有一位叫呂木蘭的小女孩，和我年齡差不多。日欣不是也參加了八路軍嗎？他比我還小一歲呢！”
　　日欣是我大伯父的孫子，大名叫于乃昌，離休前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、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等職。他雖然輩分和年齡都比我小，卻在一年前就參加了八路軍，在“孩子劇團”當上了小演員。不久前，他所在的部隊途經(jīng)家鄉(xiāng)時，全家人都見著他了。日欣肩上斜挎著的挎包系了個白毛巾，軒昂自若，令兒時的同伴羨慕得五體投地。
　　聽了我的話，母親低下了頭，沉默了。
　　就在這段時間，我二伯父的兒子于甌江回家來了。甌江大哥比我大20多歲，大名叫于永嘉，1927年在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大革命失敗后，與黨組織失去了聯(lián)系。1936年，理琪奉派（編者注：不是正式的組織任命委派）到膠東恢復黨組織時，甌江大哥找到了黨，并參與了天福山起義的組織發(fā)動工作，隨后擔任了中共文登中心縣委組織部長，并當選為文登縣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縣長。
　　聽說甌江大哥回來了，我仿佛遇到了救星。
　　“對，找甌江大哥來幫我求情！”
　　在村外樹林里，我找到了正在散步的甌江大哥。不等我開口，甌江大哥先發(fā)話了：“聽五嬸說，你要參加八路軍？”
　　我點了點頭，抬眼傳遞過去一絲乞求的目光：“怕爸爸媽媽不讓?！?br/>　　“五嬸只是擔心你太小，舍不得你?？谷盏牡览砦鍕鸷臀迨宥级??！?br/>　　甌江大哥雖然沒有正面應承我的請求，但是，母親從此卻默默地開始為女兒做著出征前的準備。她一針一線地為我縫制了一雙結結實實的豬皮底布鞋，縫補了幾雙襪子，改制了姐姐留下的一套衣服。母親常常一邊飛針走線，一邊暗自抹淚，仿佛每一針都扎在了自己的心頭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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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39年7月，臨行前一連幾日，母親一有空，就把將要離去的我摟在懷里，用浸潤著淚水的雙唇親吻著我的額頭和臉頰，不時地還背著兩個妹妹給我煮個雞蛋吃。
　　出發(fā)的日子到了，父親不在家，母親特意為我包了餃子。當熱騰騰的餃子端上飯桌，我和妹妹都歡騰起來的時候，母親卻獨自一人躲在一旁啃起了玉米面餅子。似乎是一瞬間，我突然懂事了，猛然撲了過去，從母親手里一把搶過玉米面餅子，兩行熱淚隨之撲簌簌滾下眼簾。
　　那天晚飯，一鍋香噴噴的水餃，我和母親一個都沒能吃下。
　　入夜了，彎彎的月兒掛上枝頭，漫天的星斗布滿夜空。母親把兩個妹妹哄睡著以后，又把她們移到炕邊，然后，坐在炕頭上，把我緊緊地摟在懷里，哄我安然入睡。
　　午夜時分，母親悄悄喊醒了我，給我換上一套干凈的衣服，再親手給我洗臉、梳頭，然后，用筷子夾起一個個油煎餃子喂我吃下。一邊喂，一邊哽咽聲音叮囑道：“到部隊上，要注意身體，常往家里寫信，想法子找到你姐姐?！?br/>　　吃完油煎餃子，母親又把我送到村頭的小河邊。我接過母親準備好的衣包，斜背肩上，然后，安慰母親：“別想我，趕走了日軍，我就回家！”
　　月兒彎彎，星光閃閃，我們一行十余人告別了親人，借著星月的微光，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抗日救國的艱難征程。
　　從此，在光榮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的序列里，有了我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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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經(jīng)過幾天行軍，我們到達了萊陽縣，隨后，我和同村的于淑玉被膠東軍區(qū)后方司令部分配到膠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（1940年4月，抗大一分校一大隊進入膠東，與膠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合并成立抗大一分校膠東支校）學習。
　　1940年日軍“六一”大掃蕩后，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（后改為第五旅）國防劇團成立小舞蹈隊，我被調了過去。
　　我們小舞蹈隊共有6名成員，4名女兵，2名男兵。朱云芳年紀最大，15歲。她是壽光縣人，從清河區(qū)調來，雖然大家都不習慣她的壽光口音，但她多才多藝，是我們劇團的“小臺柱子”，會唱歌，會演戲，還是我們舞蹈隊的小老師。我們后來演出的海軍舞、叮鈴舞、青年舞、黑人舞，都是她教的?？上?，她于3年后因患肺炎無藥醫(yī)治而病逝。
　　我們這些小舞蹈隊員剛聚到一起的時候，還出過一些誤會。
　　14歲的萊陽人宋光華眉清目秀，從“膠東青聯(lián)孩子劇團”剛調來的時候，穿著土布縫制的對襟便裝，頭剃得光光的，像個“小和尚”，人見人愛。晚上宿營，當領導要把她同男孩子安排在一起就寢時才知道，原來她是個小姑娘。她的光頭是在日軍“六一”大掃蕩時剃的。那段時間，孩子劇團的孩子們都被疏散到敵占區(qū)日軍據(jù)點附近的老鄉(xiāng)家里，并且不分男女都一律剃了光頭，這才鬧出了“男女不分”的笑話。
　　別看我們這些小伙伴都是些孩子，但個個用八路軍紀律約束自己，可自覺了。
　　一次行軍，行軍縱隊左側突然響起了槍聲，大家不約而同地朝反方向轉移，趟過沙河，爬上一個土坡。轉移途中，宋光華的一只鞋子跑掉了，右腳也崴了。我和丁敏只好一邊一個扶著她，跟著隊伍繼續(xù)奔跑。就在我們穿過一片蘿卜地時，宋光華不小心將一顆露出地面半尺高的蘿卜踢斷了。盡管敵情所迫，所有的人都不能停下腳來，但宋光華還是一路奔跑，一路自責：“我破壞群眾紀律了，我破壞群眾紀律了！”
　　還有一次行軍，路過宋光華的家，正好學校組織小學生在村頭鼓掌喊口號，歡迎子弟兵，她的弟弟就在當中，盡管離家兩年多了，但宋光華還是沒有停下腳步，也沒有和弟弟打聲招呼，只是回過頭來，異常興奮地告訴我：“小于，我看見我弟弟啦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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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0年9月18日，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旅國防劇團小舞蹈隊表演“海軍舞”，左起：女隊員于恒嘉、丁敏、朱云芳、宋光華，男隊員王丕曉、趙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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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雖然，論年齡，我們自己也是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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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盡管，我們都是遠離父母的孩子，但八路軍就是我們的家。
　　掖縣（現(xiàn)萊州市）西由村的丁敏，1940年年初與同村的另一個女孩子一同到抗大學習，不久，因抗大在大澤山鐵夼寺一帶遭敵襲擊，她倆被疏散回家。日軍掃蕩過后，面對艱苦、血腥的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，那人“妥協(xié)”離隊了，而丁敏卻獨自一人找到隊伍，回到了她朝思暮想的革命大家庭。
　　那年，丁敏和我一樣大，也13歲，常常卻像一位懂事的大姐姐。一次行軍宿營，輪到我值班到炊事班打燙腳的熱水，可那天偏偏是個雷雨天，我從小怕打雷，所以，磨磨嘰嘰半天不肯出門。丁敏知道我的心事，二話沒說，提著從老鄉(xiāng)家借來的瓦罐出去了?；貋淼臅r候，剛要跨進大門，一道刺眼的閃電突然劃亮了夜空，緊接著就是“哐嚓”一聲炸雷。丁敏被嚇了一跳的同時，在門檻絆了一跤，滾燙的水濺到了丁敏的胳膊上，迅速燎起一串水泡。
　　事過之后，她始終沒有埋怨過我一句，我們依然親似姐妹。
　　丁敏離休前曾任濟南市文聯(lián)副主席，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她去世，我一直未向她道歉。
　　1940年日軍“六一”大掃蕩后，國防劇團隨主力部隊轉移到平（度）、招（遠）、掖（縣）、萊（西）的大澤山區(qū)。因為山區(qū)貧瘠，籌糧困難，常常饑一餐飽一頓的，但大家毫無怨言。行軍的時候，互相幫助，到了宿營地，只要有空，大家就圍坐在小豆油燈下，學習旅司令部抄收的電訊和旅政治部油印的學習材料，再不，就組織起來學文化。我的一手還拿得出手的鋼筆字，就是當年用樹枝在沙地上練出來的。
　　最使我難忘的，是老班長巴聯(lián)（后改名于峰，李耀文同志的夫人）給我們講述“皖南事變”，我們這群小姑娘一邊聽，一邊跺著腳失聲痛哭，一邊痛罵蔣介石破壞抗戰(zhà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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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那個難忘的歲月，出于對敵斗爭的需要，劇團每一位同志都肩負了群眾工作任務，一到駐地，男同志負責在村子里組織或訓練自衛(wèi)隊，女同志負責“婦救會”的組建及工作開展，而村里兒童團的工作，就由我們幾個“小八路”負責。
　　劇團的演出任務也十分繁重，慰問部隊要演出，發(fā)動、組織群眾也需要文藝宣傳的形式。劇團團長叫虞棘，解放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。那年頭，他常常為手頭缺少貼近抗戰(zhàn)現(xiàn)實、貼近根據(jù)地軍民抗敵斗爭實際生活的劇本而著急。
　　虞棘團長想到了共產黨人的“絕招”——發(fā)動群眾。一天，他召開了一次全團動員大會，公開號召：全團每個同志不分男女老少，都要想方設法創(chuàng)作反映抗戰(zhàn)題材的劇本。
　　現(xiàn)在看來，虞棘團長的動員似乎有點“不近情理”。小舞蹈隊多是些十二三、十四五歲的孩子，最多只有小學文化，11歲的煙臺人趙虎參軍前以揀煤核為生，甚至沒讀過書，兼任隊部通訊員的王丕曉也沒讀過幾天書。
　　可虞棘團長不這么看，他硬要“趕鴨子上架”。
　　“大家不是都學文化了嗎？學了就要用。世上沒有八路軍戰(zhàn)士克服不了的困難！”
　　八路軍戰(zhàn)士最聽黨的話。只要是領導交代的，就必須千方百計去完成。
　　頭些日子，幾乎天天都在想著這件事情。行軍想，宿營后躺在老鄉(xiāng)的炕上還在想。有一次甚至夢見別的同志都寫出來了，就自己一人交了白卷，讓虞棘團長狠狠地批評了一通。
　　自己雖然年紀小，但好勝心強，生怕“落后”。但編寫劇本畢竟是一種創(chuàng)造性腦力勞動，還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，而我才讀過4年小學，創(chuàng)作劇本，談何容易？幾次硬憋著自己寫，結果一個字都寫不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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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“跳方”出靈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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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天，劇本實在“編”不出來了，大家索性出了房門，把村里的孩子喊到村頭，講了一番兒童團如何組織起來抗戰(zhàn)的道理，然后教唱救亡歌曲。
　　畢竟是些孩子，都有“貪玩兒”的天性。
　　群眾工作做完了，就和房東的孩子玩“跳方”游戲——在地面上畫若干正方形的格子，然后，“金雞獨立”，單腳將石片或瓦片從一個方格踢到另一方格。
　　也許，是組織兒童團的思維語言與編寫劇本的思維要求在內心深處發(fā)生了下意識的碰撞，跳著跳著，靈感突然從內心深處蹦了出來，一個“兒童團捉漢奸”的劇情在思維的屏幕上，漸漸浮現(xiàn)了出來。
　　我丟下莫名其妙的小伙伴，獨自一人跑回房東老鄉(xiāng)家里，趴在小炕桌上，奮筆疾書，開始了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文藝創(chuàng)作。
　　兒童劇《兒童團捉漢奸》劇本很快編寫出來了。劇情十分簡單：幾名兒童團員正在村頭“跳方”，來了個形跡可疑的陌生人，鬼鬼祟祟地打聽村里八路軍的情況。兒童團員們發(fā)現(xiàn)這人是個漢奸，便一哄而上，七手八腳地把漢奸按倒在地上。這時，一位八路軍戰(zhàn)士正好路過，于是，兒童團員們就把這個漢奸交給了八路軍叔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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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故事編寫過程中，有個難題曾經(jīng)一度困擾了我，就是兒童團員們怎樣辨別陌生人是漢奸。要解題，換個當代的刑偵專家來，恐怕也不那么容易?？晌耶敃r，卻憑著孩子天真的“小聰明”，把故事編“圓”了：我讓劇中的兒童團員從陌生人身上搜出一面小日本的“太陽旗”。
　　劇情編出來了，還得有支歌呀！
　　我們的副班長曲楓參軍前在煙臺市上過學，看過不少電影，自然也經(jīng)常哼唱一些非常好聽的歌曲。日久天長，耳熟能詳，有一首歌我也會了：“小小姑娘，清晨起床，手提花籃上市場。賣花，賣花……”
　　借花獻佛，我將這首曲子，填上了新的歌詞。60多年后，我看到戰(zhàn)友陳志昂主編的《膠東解放區(qū)歌曲選》后才知道，這首歌原名《克里門泰因》，由美國佩西·蒙特羅斯作曲。
　　劇本編寫出來后，經(jīng)過左平等同志修改，正式上演了。
　　從此，這首《抗日兒童團歌》在膠東抗日根據(jù)地傳唱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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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41年秋，八路軍山東縱隊魯藝宣傳大隊來膠東，軍區(qū)政治部在海陽縣姜格莊組織文藝匯演。膠東北海軍分區(qū)宣傳隊演出了《兒童團捉漢奸》。
　　匯演結束后，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集中在姜格莊村外的一座寺廟前，開展總結講評。
　　講評《兒童團捉漢奸》的，是魯藝宣傳大隊在話劇《雷雨》中扮演周樸園的一位主要演員，他在作了總體肯定之后，對編劇的一處疏忽，提出了嚴厲的批評，“漢奸是到根據(jù)地來刺探軍情的，他的身上怎么能藏有日軍的‘太陽旗’呢？”
　　這一句批評，把我們國防劇團的人都給點醒了：是啊，“小千千于”（大家給我起的綽號）把劇本寫出來以后，大家修改了好幾處，怎么偏偏把這么荒唐的情節(jié)疏忽了？
　　盡管，臺上的講評人在批評之后，是一句安慰——“聽說，這個劇本是位十三四歲的小同志寫的，這還可以原諒！”但我卻沒有原諒自己，從那以后，再也不出那個洋相，不自量力地編寫什么劇本了！
　　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在海陽縣黃連夼村駐地看到了一份膠東《大眾報》，版縫中刊登了一則消息：兒童劇《兒童團捉漢奸》獲得了三等獎，獎金為膠東根據(jù)地發(fā)行的北海幣10元。
　　我的少年，飽嘗了烽火硝煙的苦澀，但由于融入了浩浩蕩蕩的革命洪流，更有著千金難買的自豪和甘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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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來源：中共威海市委黨史研究院）